在与其他宏观政策协调方面，加强金融与产业、财政等政策的沟通与配合，保证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协调一致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决策空间。

6、7月份先后两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年来，金融系统积极落实有扶有控的信贷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不断加强。

当前，农户多种经营贷款需求猛增，因此，应引导鼓励涉农金融机构适度提额度、改周期、增服务。除了货币供应量增速较为平稳外，8月金融数据还显示了另外一些特点。鼓励货币市场工具创新，拓宽市场广度和深度，增强流动性管理功能。同时进一步推进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8月份社会融资总量达到1.24万亿元，较7月份的1.04万亿元再次有了明显增长。

我国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国际金融标准制定、国际金融治理等全球金融问题上将承担更多责任。三是着力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通常说隔夜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中就是一天的事儿，这个时候是要公开市场操作。

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以增值税为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税收体系。总结这一点我们想说的就是，利率市场化存在流动性风险，流动性的这种波动是正常状态，永远都会存在。但日本和韩国那时候的城镇化率都超过了70%，而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只有52%。相当一部分进入房地产，所以现在房地产根本不缺钱，房地产自有资金达到了77%，所以这两天北京和上海同一天出现两个地王。

天底下的自由都需要付出代价，过去只说自由定价的好处，但没看到自由定价的代价问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央行故意教训一下金融机构，要给金融机构上风险课，你怎么看这场钱荒？曹远征：首先，这是个流动性问题。

一半财一半政，这不光是一个财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政的问题。其实真正的原因已经看出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加上各地投资，它的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9%左右。尽管从外部看这次有点像金融危机的那种紧张，但实际上钱荒应定义为钱慌。中央财政占一般预算性收入的70～80%，但地方支出要超过一般经济预算收入的70～80%，反过来了。

作为理论工作者，我参与了1994年的财税改革，还有楼继伟，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只是半拉子体制，同样决策要走出这一步的人也知道这场改革还需要走第二步。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在高速增长、基数扩大了之后，都不能永远维持两位数的增长，所以中国能不能、应不应该再用政策工具把增速推到两位数以上？或者换句话，你想推能不能推起来？日本是1973年告别了两位数增长，韩国是1998年，中国现在到了类似于日本的1973年和韩国的1998年。第二，单从M2对GDP比率来看，你会发现它有升有降，2003年至2007年之间是下降的，2007年以后它又重新上升了，一般的解释说经济在下降，钱没有在发挥作用。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转得很快，服务业起来以后，服务业用电量大大下降了。

但任务完成了，目标实现了，缺陷也很大。这时候银行发现存款在下降，流动性不够，就从货币市场来借，来补充流动性，于是货币市场就成为流动性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理财要持续只能从市场上借钱。我们说流动性紧张的出现，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宏观因素，因为经济下行，特别是出口不太好，外汇占款少了，就意味着流动性会偏低。

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利率定价机制其实已经基本形成，目前政府对利率的管制只管存款贷款，而其它利率都不管，包括货币市场利率，也包括资本市场的债券。因此，对这个媒体的炒作不必太认真，何况情况有变化，但这也折射出一个重要信息：现在连总理也不看GDP了。流动性紧主要是短期，隔夜拆借利率高。去年开始下滑了，然后又扩大投资。今年金融风险加大，从一季度起加强了金融监管，比如8号文、20号文的出台等等。于是就有国外媒体经济学家根据这个说法，搞出个克强指数。

所得税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有重复征税，但是有一个很大困难就是征收非常困难。为什么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却比日本、韩国同期低将近20%？中国城镇化如此之低，理论上不应出现经济增速的减速。

用电量少，用煤就少，铁路运量也随之下降，何况铁路还遭遇公路等其它方式的竞争，不再是一车皮难求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出现的这个问题，从正面来说，证明利率有效，因为它是隔夜最短的一个利率，影响着最长的一个利率，那么整个利率传导有效，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见过的。

还有就是妇女参与率在下降，经历过一个生育高峰以后年轻女性都开始生孩子了，她一看雇个保姆的钱跟我的工资都差不了多少，宁可回家我也不雇保姆了，所以参与率在下降。结果会后传出来的信息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

比如，户籍制度与城镇化背离。现在连总理也不看GDP了《经济导报》：最近有媒体在炒作一个概念，叫克强指数，你怎么看克强指数？曹远征：这是媒体强加的一个概念。这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预算，叫地方基金预算，作为补充，也有人把这称之为税外经济。回顾前段众所瞩目的银行钱荒现象，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其根本是钱慌，是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带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不够造成的。

单位投资推动的单位GDP是在下降，如果你要继续维持这个GDP的话那就需要更多的钱。《经济导报》：现在回过头来看，如何看待这次钱荒呢？曹远征：如果从事后评价来说，我觉得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就是说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已大幅提高，但利率市场化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需要高度警惕。

中国城镇化率如此之低，本不应出现经济的减速，但由于制度供应没有跟上经济发展，改革不到位，红利自然难出。通过这件事，说明金融领域流动性风险需要高度关注，但真要防止流动性风险，稳定金融，还需要一些合适的工具，才能对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管理。

说明财税体制不改不行了，也维持不下去了。就中国的情况看，横纵向比，中国M2对GDP的比率的确非常高，有200%。

现在政府看得很清楚，把城镇化作为一个目标，但如何提升城镇化率？显然，一定要释放改革的红利。由于实现了销售，它预期还挺好，所以它到银行去借款，于是M2就往上走，但是它没有销售回款回来，于是M1就往下走，然后企业的资金开始紧张，这个紧张就是构成了这次流通性紧张的全部背景原因，整个社会的钱开始紧张。M2是定期存款加上活期存款，从资产负债表上看表现为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而中国现在正在出现一个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的过程，现在社会总融资规模中，贷款只占整个融资的44%左右。

所以，今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就特别重要，也特别值得期待。预期三中全会推财税体制重大改革《经济导报》：有一个说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对财税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你怎么看？曹远征：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预期。

所以，财税改革的目标很有限，就是提高两个比重：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预期都是补充流动性的，但是没有补，交易员手上的头寸就少了，于是第二天就开始恐慌了，然后利率就涨得很高。

从当时的改革目标设计来说，94年的财政改革已超额完成任务，是财政收入已超过GDP增长速度，另外中央财政增长也超过地方财政，中央财政基本占大头。广东发得高是因为你广东地方政府有钱，青海、贵州地方政府没钱。